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在民盟5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说，农民现在都不愿费力气使用畜禽粪便等农家肥了，“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3月9日《华商报》）

　　化肥农药既然用起来省事，再勤劳的“劳动伯伯”也会小小偷懒一下——温委员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认为应该“以涨价促他们继续使用畜禽粪便”。这话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全国每年消耗的化肥高达4700万吨、农药140万吨；另一方面，每年产生的近7亿吨秸秆大都浪费在焚烧里，畜禽粪便也污染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温委员甚至还动情地介绍说，“以前农民一大早起来，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粪”，现在农家肥都不愿费力气了。

　　这个逻辑很含蓄，翻译得直白一点，应该是这样一个说法：现在的农民懒惰了，于是化肥农药用得滥了，于是农家肥就用得少了，再于是靠农家肥养活的“有机蔬菜”等就稀罕了。食品健康的板子，轻飘飘就打上了农民的屁股。这令人联想起一个现象：有人要看原生态的风景，刀耕火种、筚路蓝缕，于是就不肯让风景里的人过上现代生活，觉得这是破坏了主体的审美情绪；但你若是让他过上这种情思绵长的“美好日子”，他是一刻也过不下去的。

　　如果因为想吃有机蔬菜，于是希望“农民一大早起来，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粪”，这是何其荒唐而自私的想法。任何时候，“省力”都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引擎。洗衣机洗的衣服未必如手洗的干净，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洗衣机？火车飞机都可能发生故障，为什么我们不步行？……农民用化肥农药没有错，因为农业现代化必然要终结“捡粪”的日子，譬如生物农药等，早就可以破解农药残留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公共治理为什么不能从源头上管控好农药化肥？如果市场准入门槛是干净的、健康的，滥用问题岂会久治不愈？

　　农民也是人，是人都希望享受到现代生活的科技化、便捷化。你坐上了汽车，不能要求别人骑着毛驴过“低碳生活”。再说，对农村稍有了解的就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格局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妇女、老人、小孩，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农村经济的主力军。事实上，农村也正遭遇着“用工荒”，哪里还有充足的劳动力“迎着朝霞去捡粪”？

　　“提价促农民不用化肥”，这样的路径依赖并不鲜见。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与否是一回事，关于涨价的诡辩论却是早就驾轻就熟，这些年，公共决策的时候很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以提价促…”：譬如以提价促节电、以提价促节水、以提价促节约汽油、以提价促消费者对身份的认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价格手段成了万金油，于是涨价从羞答答的“失足妇女”、一跃而成为圣神的“贞洁烈女”。

　　这样的逻辑之所以可疑，一是因为它是以惩罚的手段、幻想扭转客体的观念，而观念是个意识问题，就算被罚得叮当响，思想也不会盛开得像花儿一样；二是它预设了一种对立的情绪，公共政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相对人臆想为坏蛋、恶人，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调整的内容又不是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