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关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座谈会上，笔者发言：“如果能培育出一个‘增产基因’，那才叫高水平呢!”一位转基因专家马上回答：“能!”他说，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减少农药施用量60%，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并进一步解释说，节省的农药费用即水稻增产的数量。但笔者认为，用节省农药费来代替增产一说纯粹是偷换概念。

　　第一，作物是否增产要有“参照”。目前国内实行品种审定制度，审定一个新品种，要经历三年的预备试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要比对照品种(当前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增产5%以上才能通过审定。按《种子法》规定，转基因品种“Bt汕优 63”如果推广，必须经过三年试验，并通过国家或省审定。仅通过安全评价，不能决定可以推广这个转基因品种。

　　第二，“Bt汕优63”是 “借鸡下蛋”。“汕优63”原是福建谢华安育种团队1981年用“明恢63”与“珍汕97A”组配育成的，1984年开始推广，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给这个“退役”多年的品种中的“明恢63”恢复系，用基因枪转入苏云金杆菌的毒蛋白基因，更名为“华恢1号”，“汕优63”组合被重新命名为 “Bt汕优63”。没有经过常规稻或杂交稻最基本的选育程序，怎么能称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呢?笔者曾询问一位转基因专家，他说，把Bt基因转入已经育成的品种叫“资源共享”。笔者却觉得“借鸡下蛋”的“Bt汕优63”，其产量不可能与20年后的今天新培育的杂交稻品种比较。

　　第三，水稻生产常见病虫害就有十几种，如稻螟(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稻苞虫、稻纵卷叶虫等虫害，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等病害，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发生的种类和轻重不同。抗螟虫的“Bt汕优63”仅限于某个生态地区种植，面积有限。如果当年螟虫发生轻微或者不发生，而其他病虫害大发生时，同样要进行药物防治。

　　第四，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家还没有培育出一种“增产基因”，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以杂交玉米为例，自上世纪杂交优势理论应用于杂交玉米，全世界玉米产量成倍增长。科学家研究发现，近百年来玉米的杂交优势并未变化，通过杂交，可培育出不同抗逆性的玉米(如抗病、抗虫、抗旱)、不同形态生理特征的玉米(如株形、叶型、叶色)。杂交优势通过基因型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即通过农学家研究和运用合理密植、施肥灌水等一系列栽培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光、热、水、肥，使产量持续增长。当前杂交育种仍有很大的增产潜力。仅在实验室利用现有品种转入一个抗虫基因就声称可增产，育种人员的劳动价值如何体现?

　　第五，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只用小白鼠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就言之凿凿地说它是安全的。转基因研究人员承认，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转基因水稻对生命和健康存在直接风险和代际风险，可能要几代人以后才能显示出来。现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权威机构能够证明 BT毒蛋白对人体没有毒害，而危害一旦发生，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将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人常年以稻米为主粮，政府对主粮商业化要持十分谨慎的科学态度。

　　第六，分子生物学及转基因技术是一门新兴学科，应当做好技术储备。有网友评论说，国家投资研究转基因，就应像研究原子弹一样，不能因为有了原子弹就必须商业化。笔者认为，转基因作物是否商业化，还要从国家全局出发，因时、因地、因作物决定。从农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说，应确立农作物常规育种的主体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转基因技术可能逐步成为常规育种技术的一项补充技术。笔者建议，转基因学家学一点农学基础知识，把自身的研究融入农业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