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在对山东、河北等地的蔬菜种植调查中，发现很多地区仍在使用国家限用的中等毒性农药和禁用的高毒农药。关于高毒农药的监管力度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一些监管部门的监管重心主要放在了一些大型蔬菜种植基地，而一部分散户蔬菜种植地却几乎成了监管盲区。而禁用剧毒农药的背后，也有着各种盘根错节。

　　2001年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令人倍感无奈的是，虽然禁用剧毒农药名单在不断扩大，但一些久已被禁的剧毒农药仍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一方面，多数农民因受知识水平的限制，未必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么农药;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农民知道农药有剧毒，但却难找到行之有效的替代品。

　　在剧毒、高毒农药大行其道的背景中，农民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当市民为农药残留而惴惴不安的时候，农民在调配、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保护措施非常简单。抛开少数了解农药毒性的农民，多数对剧毒农药恋恋不舍的农民，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药效只是一方面，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成本更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内容。

　　剧毒、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的背后，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剧毒、高毒农药技术早已普及，价格优势明显，相比之下，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因覆盖面小，所以价格相对较高。在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尚不可行的背景中，国家层面对低残留农药的鼓励和支持不可或缺，有限保留剧毒、高毒农药的前提是，必须为这些农药的购买使用设定规范。早在2011年，农业部就要求高毒农药经营单位核定规范化、购买农药实名化、流向记录信息化、定点管理动态化，做到高毒农药100%信息可查询、100%流向可跟踪、100%质量有保证。实际情况是，剧毒农药在不少地区仍可轻易买到。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禁用剧毒农药，更应采用源头管理。例如，从销售渠道进行封堵。目前我国对剧毒农药虽有禁用规定，但对其生产和销售却缺乏严格限制。于是，剧毒农药生产与销售的源头不受约束，最终祸及农业生产种植这一终端环节。除了剧毒农药源头，农产品的销售环节，也本该有检测关卡，假如农药残留检测严格到位，超标或违规施用剧毒农药种出的农作物，都难以流入市场，更遑论出售获利。农药残留检测常常形同虚设，又何尝不是对剧毒农药滥用行为的纵容呢?可资对比的是，仅仅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出口基地都不使用高毒农药，并严格控制农药使用量。

　　不难看出，剧毒农药滥用，并非某一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农药生产、使用乃至监管链条的扭曲与失效。而对剧毒农药的全链条监管，早有成功范例。日本的《农药取缔法》规定使用者若是将农药使用在未规定的农作物上、超量使用，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除了使用环节，包括制造、进口、使用未登记的农药，都将受到处罚。目前，日本市场上流通的农药90%以上是低毒农药。日本对蔬菜也实施非常严格的检查制度，农户基本都加入农协，必须记录粮食、果蔬等产品使用农药的品种、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农协收集这些信息后，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形成对所有农产品可追溯管理模式。违规使用农药，几乎无处遁形，自然也就没人敢造次滥用。借鉴这一做法，禁用剧毒农药需全链条治理。

　　强调“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的同时，完善监管体系、强化制度问责显得尤为重要。在推动新技术研发推广的同时，通过优惠措施培植市场，为有限保留的剧毒、高毒农药严格设限，如此多方发力，当有助于真正维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