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化学防治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有害生物抗药性问题日趋严重。近年来有害生物抗药性种群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上因为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导致防治失败，甚至绝收的事件屡见不鲜。有害生物抗药性已经成为影响农业增产、增收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害虫大面积暴发从而导致人类经济大量损失的报道数不胜数,因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农业生产对农药的日渐依赖，有害生物抗药性问题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 现已成为害虫综合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有害生物抗药性的危害多种多样，如导致农药防效降低，造成作物减产；增加农药使用量，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环境压力，扩大了对鱼虾以及蜜蜂等有益生物的危害，打破了自然界生态平衡；造成人畜中毒；减少农药的使用寿命等。因此有害生物的抗药性成为了当前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解决有害生物抗药性迫在眉睫。

    一、如何预防农药抗药性的产生

    (一）采用轮作制度。在一定年限内，同一块土地上，按预定顺序轮换栽种不同农作物。合理的轮作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作物病虫草源的积累，预防病虫草害的发生，减少农药的使用频率和使用量，防止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和农药污染，而且还能改善耕作层土壤结构，保持地力，增加产量，提高经济效益。

    （二）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用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农药对有害生物的选择压。用药量少,选择压低,有害生物不易产生抗药性。植物保护的目的在于使作物免受或减轻损失,而不是尽可能多的杀死有害生物。受害作物存在着耐害性和补偿能力,在允许有害生物密度下,并不会引起严重损失或品质下降。所以有害生物防治要有合理的指标,不要看到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就用药。如在防治害虫时,要坚持查虫口密度,之后确定防治田块,查害虫发育进度,确定最佳防治时期。可以不用药的田块,不要用药。达到防治指标的田块,要在有害生物对药剂敏感期用药,使用有效低剂量,不要随意加大用量。在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允许密度以下的同时, 保留尽可能多的敏感个体和有害生物天敌。敏感个体可以稀释抗性基因频率,天敌可以消灭一部分抗性个体,均有利于延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改进施药器械，提高喷雾均匀性和作业效率、减少药液在土壤沉积量及飘失量，以及提高精准施药技术，通过判断靶标有无、作物冠层大小、植株病虫害及长势等特征，最终实现按需喷药等措施均可以在保证施药效果的同时极大地节约药液、减少农药使用量。

    （三）使用有增效作用的复配农药。日本曾做了大量关于增效作用复配剂的工作,无论是室内还是田间试验,都证明了有增效作用的复配剂是防治抗性有害生物的有效手段。有增效作用的复配农药可以直接杀死抗性个体,从而起到延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复配农药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农药混在一起制成的,复配剂中的每一种农药单独使用或许杀死的有害生物并不多,但它们混合起来的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当然,不能临时混配或随意搀和,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导致拮抗作用，造成药效下降,使有害生物产生更为严重的多抗现象。

    （四）轮换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杀虫剂。有害生物一旦形成较高程度的抗性,其抗药性一般不易消失。但是，当有害生物对某种药剂只有产生微弱的抗药性时,只要停止使用该药剂一定的时间,抗性就会减退。这是因为抗性个体生命力弱,在有大量敏感个体存在的情况下,竟争不过敏感个体,再加上敏感个体的稀释作用,使抗性个体减少，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选择作用。所以使用一种药剂至有害生物对该药剂有微弱抗性时,必须换用另一种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换用的农药可以是单剂,也可以是复配剂。虽然换用的农药品种之间没有负交互现象,但一种农药可以杀死抗其它农药的有害生物个体。换用的品种越多,害虫群体中的多抗个体的频率就越低,加上反选择作用,可以有效的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将更加有利于延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专业化统防统治不仅可以解决一家一户防病治虫难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关键抓手，而且是实现农药减量使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关键措施，也是植保防灾减灾适应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通过作物全生育期病虫防治承包服务方式，可以合理安排轮作，统一轮换使用农药。通过准确测报，实现在合适时间，使用合理剂量，全方位防治病虫草害，可以有效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使用次数，进而达到延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

    二、如何治理农药抗药性

    （一）换用新农药品种。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以后,换用新农药品种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换用新品种可以解决问题于一时,但如不合理使用,新品种会很快失去作用。另外,新农药的开发难度大,时间长,往往跟不上抗性发展的速度,并且花费大,成本高。所以期待开发新的农药品种来解决抗性问题不是有效的办法。

    同时，采用微生物及植物源农药作为生物制剂，也被认为是解决有害生物抗药性十分可行的方式,并且现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先例,如Bt、阿维菌素和核多角体病毒等。但目前对这类杀虫剂的开发还非常不够,仅以这种方法还远远不能解决有害生物抗药性问题。

    （二）合理使用农药增效剂和助剂。因昆虫本能的新陈代谢和排泄行为可以阻止药剂在其体内积累并达到中毒的浓度阈值,从而表现出耐药性，即产生抗药性。针对这一现象,在药剂生产加工过程中,可通过加入某种助剂或增效剂，促进药剂快速到达作用靶标,提高药剂防治效果，达到杀死抗性个体的目的。因此在对农作物有害生物进行药物防治时，可将适量添加助剂和增效剂到农药中，做为解决有害生物抗药性的方法之一。

    （三）利用负交互抗性。所谓负交互抗性是指有害生物对一种药剂产生抗性以后,而对另一种药剂变的更为敏感的现象。具有负交互抗性的两种农药混用或轮用都能消除抗性个体,是防治抗性有害生物最理想的药剂。然而具有负交互抗性的药剂很少,因此在使用药剂时应注意发现具有负交互抗性的农药,然后应用到有害生物抗性的防治中去。

    研究利用负交互抗性药剂的反选择压力,可以使害虫田间抗性的产生有效延迟。所以明确抗性种群的交互抗性谱对指导药剂的合理使用、不同生物农药的混用、预测不同药剂的使用寿命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调整作物布局、完善耕作制度。有专家对于不同寄主植物诱导棉铃虫对药剂敏感性变化做过试验。结果表明: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棉铃虫对溴氰菊酯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其顺序为:番茄>扁豆角>棉蕾>人工饲料>未知寄主植物。其中，对溴氰菊酯的敏感性最强的与敏感性最弱的相差162倍。说明寄主植物和棉铃虫对药剂敏感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所以学者们认为研究寄主植物对昆虫的诱导抗药性,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指导害虫抗药性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规律研究,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可以依据寄主植物对害虫抗药性诱导作用的强弱,重新制定完善抗药性综合治理策略。如调整作物布局, 完善耕作制度, 减少或杜绝种植强抗性诱导作物,套种或间种能使害虫对药剂敏感性增强的寄主植物,并对其害虫不施药防治,作为敏感个体的避难所,从而使作物上的抗性群体不断得到稀释,使害虫始终处于一个对药剂相对敏感的水平。

    综上所述，将各种防治方法有机地结起来,降低农药对有害生物的选择压,尽可能多地保存敏感个体和害虫天敌,利用敏感个体的反选择作用,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是可以被延缓的。而注意换用新农药品种、使用有增效作用的复配农药和利用负交互抗性,则可以提高药剂防治的效果。

    最后，在农药使用所带来的问题中，抗药性的产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由于抗药性不断增强，才使得人们不断地增加农药使用量，于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他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农业研究中，对有害生物抗药性的研究治理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抗性治理不仅仅是药剂混用、轮换使用或停用，最主要的是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采取合理的使用方法，一定要弄清楚重要害虫的抗性发生发展规律，建立准确的预测预报技术和抗性风险分析方案及合理的治理方法，从源头上降低抗药性产生，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