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20年12月16-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种子和耕地问题”以来，种业“卡脖子”，“种业翻身仗”，几乎上了热搜！此后又先后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中央1号文件、全国“两会”、中国种子大会等，会会不离“卡脖子、翻身仗”。关于这一话题，我一直没有发声写文，几次媒体采访也刻意回避，只想静听各路高见。随着“两会”的落幕和中国种子大会的召开，我相信这一话题的热度也会将逐渐退去。于是，我再次静心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记录在此。

    中国种业“卡脖子”究竟卡在哪里？个人短见如下：

    一是卡在理论。育种有关的理论，最重要的有进化论、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生物统计学、数量遗传学等，这些学科中，中国人的贡献在哪里？几乎没有！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跟跑阶段！世界最前沿的理论研究似乎也进入“瓶颈”期或者平台期！没有理论的重大突破，不可能有重大的技术创新！

    二是卡在技术。笔者将育种相关的技术分为三类，即创造变异、选择变异、固定变异或稳定变异的技术。创造变异的技术有人工诱变、人工杂交基因重组、杂交种生产保持异质性、转基因引入外源基因、基因编辑获得新性状等。在这些创造变异的技术领域里，我们的原始创新又在哪里？

    选择变异的技术主要有：系谱选择、混合选择、分子技术选择等，我们的贡献在哪里？

    固定变异的技术主要有：自交、双单倍体、小孢子培养等；稳定变异的技术就是杂交种生产，似乎仅有“两系法”生产杂交种是中国人作出的原始创新。

    综上所述，在育种技术层面，中国也是在“跟跑”，个别作物可算作“并跑”，能称得上“领跑”的领域十分罕见！

    三是卡在资源。我个人理解，育种的本质就是寻找“最优的有利等位基因型集合”。有利基因存在于种质资源中，讲种质资源数量，中国不少；若问已经弄清楚了含有有利基因的种质资源有多少呢？已经弄清楚了含有有利基因的种质资源且为中国独有的又有多少呢？这个答案可能就不好看了！育种的突破，没有重要功能基因的突破，那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源和资源研究卡了种业的脖子。

    四是卡在主体。中国育种的主体在2010年左右之前是科研院所，2010年左右之后是种业企业，然而二者之间很少有人才、资源、实验条件的传承或者转移，最近还处于转换期，老主体迅速退出了，新主体一时还成长不起来，自然育种就取得不了大成就。

    五是卡在法规。美国从1980年代起探索转基因技术，从2010年代起开展基因编辑研究，他们为什么干这些？就是在于他们已经清楚地知晓，仅仅依赖作物现存的基因或资源，难以获得新的有利变异，所以另辟蹊径。我国在转基因、基因编辑方面的政策法规至今没有突破，眼睁睁地看着落后！除此之外，对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也很不完善，抑制了投资，抑制了创新，卡住了脖子。

    六是卡在市场。育种成果的显著特点是，好品种培育难，但复制易！加上市场法治体系不完善，套包侵权现象非常普遍，原始创新者得不到回报，继续创新投入就没有来源，进入恶性循环。

    七是卡在观念。在种业发展观念上，我认为在很多层面还是有问题的，抑制了种业的发展。比如，第一，种业开放不够，过去是限制外资控股，现在仍有几个作物限制。这使得中国种企一直在“泳池”里游泳，在“温室”里成长，没有到“大风大浪”、“大风大雨”中去，培养了“安逸感”。第二，关于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举棋不定，政策不明，研究人员无所适从，已经废掉了一两代科学家，怎么能有创新呢？第三，中国育种组织形式，多数是“个体户”、“师徒店”、“兄弟帮”、“夫妻店”，资金少，人员少，新技术应用就受到限制，分子技术与大田技术难以结合，甚至出现“鸿沟”！第四，育种主体转向企业，多数企业经营困难，育种不可能有长远规划，瞄准的“短平快”，走“跟随路线”，这样必然出不了大成果。

    综上所述，理论、技术、资源、主体、法规、市场、观念等等，都制约着中国种业的发展，卡住了种业的“脖子”！我们必须理清思路，冷静思考，要静下心来，卧薪尝胆，稳扎稳打，聚沙成塔，积跬步以千里，而不是抓脑袋、喊口号、拍胸脯、发誓言！关于转基因或生物技术育种，我们已有三个五年规划的产业化目标没有实现，这次种业又迎“卡脖子、翻身仗”之机遇，若不认真总结反思，不排除可能又会重导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