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品种进入市场有多难？

    我国从开始转基因研发到现在已将近40年。11个转基因玉米和3 个转基因大豆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至今仍没有1个品种进入市场。

    “每一步都是一个关卡。”

    “美国是评价产品的安全性，我们国家不仅仅看你的产品，只要你采取转基因技术，整个过程都要监管。”

    “从评价的环节、内容来看，方方面面实际上是完全能够保证产品安全性能的。”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价和审批流程已经是过度谨慎、非常保守。

    01、十年难获一纸证书

    “我们是2010年第一次交本子，到2020年拿到了安全证书。”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沈志成回忆起瑞丰125安全证书的取得，不禁感慨。

    瑞丰125是我国首批获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我国转基因安全评价的流程有多严格？以瑞丰125为例——

    2009年，瑞丰125在浙江大学实验室产生；2010年至2011年，在浙江省开展中间试验；2012年至2014年，分别在浙江省和吉林省开展环境释放试验；2014年至2017年，分别在浙江省和吉林省开展生产性试验；到2020年1月，获得农业农村部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整整耗时十年。

    据了解，安全性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的严格评价，每个阶段至少耗时1~2年。如果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现问题，都将终止研发。

    “批完上一阶段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评价。”沈志成介绍，在中国，不仅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评价，还对整个技术流程进行评价。而美国只对产品进行评估。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曾公开表示，从全球来看，中国的转基因评估体系是最严格的，“任何一个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通过则表示与传统食品同等安全”。

    然而，即使拿到了安全证书，也并不意味着就能上市推广。

    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获得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还需要转育到品种中进行试验，并通过品种审定，且企业具备相应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才可以上市销售。

    这其中，品种审定尤为重要，相当于放行条。

    “目前，很多完成转育的品种已经经过多点试验、生产试验，按照路径顺序应是该发转基因品种审定证书了，但还要再缓一下等一下。每一步都是一道关。”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赵久然说。

    中国水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杭州力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应继锋也表示，转基因品种的产业化，就是卡在品种审定这一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指的就是品种审定。”

    应继锋告诉记者，美国是没有国家层面统一的品种审定制度的，转基因品种拿到安全证书便可以进入市场。在中国，品种必须经过审定后才能推广，目前，一些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性状已经转育到品种中，并且经过了多年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但在品种审定这一关始终没放开。究其背后，更多在于政府的决策。

    至今，我国还没有任何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通过审定。也就是说，这些获得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距离推广应用还差“临门一脚”。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耀光对此感到遗憾，“即使获得了安全证书，但走出试验田却举步维艰。”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棉、抗病番木瓜、抗虫水稻、转植酸酶玉米、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耐除草剂大豆、耐除草剂玉米等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商业化种植的仅有两种，转基因抗虫棉和抗病番木瓜。

    02、科学的问题交给科学

    “经过了安全评价的转基因，就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仍有不少公众提出疑虑。疑虑主要集中在两点：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

    而这两点，恰恰也是安全评价的重点内容。

    吴孔明表示，转基因产品上市前，都需要经过食用的过敏性、毒性以及营养物质等全面评价；而在环境方面，对基因漂移、遗传稳定性、生存竞争能力、生物多样性等进行系统评价。“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食品安全性如何，是可以科学的评估出来的。”

    “食用安全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新海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转基因食品和常规食品的主要区别就是转入的目标基因所表达的蛋白，实际上是一种蛋白质。

    “我们食用了经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这些食品之后，实际上这些蛋白质在我们的肠胃系统之中全分解了，分解成氨基酸或者小分子，变成能量被吸收了，在提供能量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排出去了，跟遗传物质传递是没有关系的。”

    针对另一些公众关注的问题，例如，害虫抗性问题，科学层面也早有策略。

    “在农业上，长期持续应用同一种农药后，害虫通常会产生抗药性。同理，长期种植转基因玉米也可能使害虫产生抗性。这是生物进化的本能。”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介绍，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解决办法，一个是庇护所策略，另一个是多基因策略。

    庇护所策略，即在抗虫作物周围种植一定量的非抗虫作物作为敏感昆虫的庇护所，防止其过快获得抗性。多基因策略，即研发多种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抗虫作物，让对具有某一种抗性的害虫无路可逃。

    “庇护所应该是有需求的，但有个过程。”在沈志成看来，转基因刚开始推广时，庇护所意义不大，但未来，如果转基因占比到90%以上，那就需要，而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多基因策略在中国或许更加适合。

    基于此，我国部分庇护所已经通过了安全评价，多基因的抗虫产品也在陆续推出。

    2020年7月，大北农的转基因玉米DBN9858获得安全证书，据了解，该产品就是DBN9936及后续升级产品的配套庇护所，配套使用可以有效防治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

    杭州瑞丰的耐除草剂玉米nCX-1，也可同时作为相关抗虫玉米产品的“庇护所”与之配套使用；

    而隆平生物的LP007，实现了分子叠加多个不同杀虫机制的抗虫基因以及抗除草剂基因，据预测，可有效延长害虫抗性发生超过 10 年以上并可大幅降低庇护所玉米使用量至 10%以下。

    显然，与迟滞的产业化相比，技术已经走在前面很多。李新海表示，目前为止，转基因技术是农业领域应用最快、解决问题最深刻的一项前沿技术。我国的转基因技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03、两个层面的转变

    既然安全性有定论，技术也已成熟，中国的转基因为何迟迟不推广？业内认为，主要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政策的准备，一个是公众的认知。

    去年，我国对一些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开展了产业化试点。试点结果显示，转基因大豆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以上，增产10.7%。

    为什么要开展试点？李新海认为，一是通过试点来凝聚产业化的共识，二是进一步展现转基因在增产、保护环境方面的优良性状。此外，通过试点把目前的转基因安全评价办法、品种审定办法、农药登记等相关制度配套起来，为产业化推进打下一个政策基础。

    2022年1月，农业农村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四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了修改，明确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的有关规定。这预示着，政策层面的阻碍已经基本清除。

    另一方面，公众的认知，直接影响着我国转基因的推广。“转基因推广的瓶颈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公众接受程度。”沈志成说。

    业内公认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一些不实信息或虚假报道，如“转基因玉米致癌”“转基因影响生育”“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杀死蜜蜂”等，尽管已被国内外科学界和监管机构一一否定，但最初被歪曲的信息依然四处流传。

    从实践来看，据吴孔明介绍，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亿人口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没有发生过一例经过科学证实的安全性问题。

    美国是全球转基因研发与种植大国，美国的转基因消费情况如何？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生产的50%左右的转基因大豆和80%左右的转基因玉米，都在美国国内消费使用。美国杂货商协会统计，美国市场上75%-80%的加工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不过，在中国，目前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也已经越来越清晰。

    “虽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比较理性，在寻找科学依据，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名誉院长许智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沈志成等一众科研人员对此感到高兴。“我们研究这行的，从来没怀疑过它。这是项好技术，利国利民。”他表示，根据经验来看，由于转基因品种具备抗虫、霉菌毒素含量低等优势，农民接受程度很高，饲料公司也愿意收，一旦放开产业化，品种将很快铺开。